王欢的父母是在王欢死去后的第二天凌晨到的，陈老师和我站在阴冷萧条的站前广场等了一晚上，很奇怪我们都没有困意，也一点不觉得冷，也许心里都充满了事。
王欢父亲提着一个花纹勾勒得很前卫的布口袋，缠着深灰色的大头巾，裹着一件洗得有些掉色的黑棉袄，露出一大截里面的棉毛衫。王欢妈妈不怎么高，步履蹒跚，面带忧苦，像是从旧社会里跑出来的女子。
陈老师隔着老远就开始挥动着右手，旁人看到还以为是接父母的孝子，我也笑着看着他们，也许我的笑容看上去格外别扭，因为我的心里早已嘤嘤作泣。王欢的父亲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脸上挤出不自然的笑，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对我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王欢了？”
我的表情已经有些僵硬，泪水已经不听使唤地夺眶而出，根本不敢多说什么。陈老师握了握王爸爸的手，吃力地说：“大叔，有个事我得向你说一下。”
王爸爸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开朗地笑笑说：“陈老师，我知道我娃犯了错不能读下去了，你不用担心。”
陈老师扶了扶眼镜，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认真听着王爸爸的话。
“没有关系，你们为这娃操心了，来的路上我都和娃他妈商量好了，不读就不读了，回去跟着娃他舅学木匠，将来也是一把好手咧！”
陈老师也抑制不住泪闸，表情有些悲怆地哭出声来。倒是还不明真相的王爸爸像个长者一样安慰着我们：“哭啥？有啥好哭的？36行行行出状元嘛！你们不用为王欢着急。”
陈老师控制了一下情绪，解脱似的长呼一口气，坚定地望着王爸爸，说：“王欢自杀了。”
我别过头不敢看老两口的反应，王爸爸紧抓着陈老师的两臂，发泄似的拼命摇晃，充满怀疑地问：“你说啥？你说啥？”
陈老师被摇得像被电打了一样，嘴里哆哆嗦嗦地吐出几个字：“已经死了，在殡仪馆。”
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王妈妈突然一声嚎哭，声音听着像寻不到食的狼的呐喊一样扰人心弦。王爸爸还在摇着陈老师纤薄的身体，动作已经变成了蹂躏，嘴里仍然反复问个不停，似乎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从王爸爸身后将他死死抱住，说：“叔叔，王欢真的跳楼了，你节哀吧！”
王爸爸方言的质问已变成了我依旧听不懂的谩骂，一字一句却仍然刺耳。说着说着他已变得怒不可遏，高高举起了拳头，大吼了一声“都是你把他逼成这样的”便狠狠向陈老师砸去，陈老师躲闪不及眼镜镜框被打得变了形，左眼青肿一块，捂着受伤的眼部哭爹喊娘。没等陈老师有所缓冲，王爸爸又一脚踢向陈老师的大腿，陈老师哎哟一声斜倒在地，表情痛苦不堪。
我急忙挡在陈老师身前，“叔叔叔叔”地朝着发狂的王爸爸叫着，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几个治安员在旁边呵斥却始终不敢靠近，王妈妈哭着拉王爸爸的手，碎碎念着什么。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陈老师已经不敢从地上爬起来，倚在灯柱旁叫苦不迭。也许是王欢看见了这一幕，不忍看见更多的悲剧，天滴答滴答地下起了雨。不知是长途奔波产生的劳累还是倾泻的冬雨异常冰凉，王妈妈在不停地劝阻过程中晕倒在了地。王爸爸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没了脾气，温柔又焦急地蹲在王妈妈身边一声声唤着我听不懂的话，神色沧桑面容惨淡。
我心里祈祷着王妈妈平安无事，我宁可相信这只是王妈妈阻止王爸爸施暴的一种伎俩。 或许我今天本就不应该来，或许我真的是如李大炮所说的多管闲事的人。只是一对淳朴善良的老夫妇千里迢迢来到重庆刚下火车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儿子已经撒手人寰，还是选择了最悲壮的方式，他们将如何接受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也只有接受，命运有时不会给人做选择题的机会。
病房里王妈妈静静地躺着，洁白的床单远看都能感觉到一股清香，四周贴的是人性化的天蓝色墙纸，电视机旁的紫罗兰怒放着，让人辨不清是真是假。护士蹑手蹑脚地为王妈妈换点滴的药瓶，生怕吵醒了熟睡的王妈妈。
病房外，我一字一句地给王爸爸讲着我所了解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天台里王欢与我最后的对话。王爸爸紧咬着嘴巴一言不发，想象中他再次痛哭的表情也没有发生，他只是沉默，比死人还安静。
陈老师很快就带着几个校领导来了，几个戴着金丝边眼镜腆着肚子的站立猪头跟王爸爸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谈赔偿。我说我要去上厕所，知趣地回避了他们的对话。
我背靠在厕所的玻璃门檐上，拿出手机解了锁又上锁关闭再将它放入口袋里，左右看了看。突然间我很想抽根烟，尽管我从不抽烟也不会抽烟，但这一刻我想只有抽烟这个动作才能排解我心中不得不抒发的情绪。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堵得我喘不过气，我用手在胸膛费力挠了挠，那堵塞感不减反而愈加愈烈。我有些呼吸不过来，右手死死抓住门把，像个垂死的士兵紧握住怀里的枪，顷刻间觉得天昏地暗，像是有个声音在深深呼唤我的灵魂。我已不能自主，任由虚脱的灵魂东奔西撞逃离我的身体，让它去向它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困锁在一个丑陋的躯壳里。刹那间我眼眶又开始落泪，鼻子像接收到信号一般也紧跟着一起发酸，我蹲坐在角落里，像个犹大一般厌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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