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那天，也就是农历乙酉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格外短一天，没个腊月三十。过年啦——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宜昌城格外热闹，大街上人如潮涌，喜气洋洋，几乎所有人都激动、兴奋和欢快着，脸上涂满笑意和红晕。
下午三时许，有人看到有三个男人突然从一个狭窄的巷道冲出来，向西一拐，沿着市区东山路的人行道飞快地向长途汽车站方向奔跑，每人的穿着都很邋遢，跑相也不文雅，背脊上的旧帆布包随颠跑而敲砸着屁股，迎面的风把每颗脑袋上的头发抓得像乱草，没扣好的衣裳披开着像蝙蝠的翅膀一样扇动，他们跑得又紧急，又慌张，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像在被人追赶，几次险些撞倒悠闲漫步的行人。一个正在巡查的治安员警觉起来，他断定遇上了逃犯，便一个健步冲上前，逮住了跑在最前面的家伙，“站住，不准动！”他吼叫道。
那个年近四十的中年矮汉见状，吓得脸色惨白，哆嗦说：“怎么啦？”
“干什么的？跑什么跑？”治安员厉声问道。
“我们是一起打工的，”紧跟矮汉身后的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抢过话头，“正急着到车站搭车回家过大年呢！”他又瞅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说，“搞个卵，快来不及了呢。”
治安员似乎不相信：“叫什么名字？”
“我叫金锁，”矮汉又手指高汉子的伙计说，“他叫五奎！”
第三个肢体瘦弱的小伙子不用矮汉介绍，不耐烦地说：“我叫青松！撒谎是你孙子！”
治安员嘿嘿一笑：“怎么？挣钱都忘掉地球的公转了，快走吧，老婆在巴望着你们呢。”便立马放了三个人。
他们又飞奔起来。像射出的箭似的。暖洋洋的日头在天上旋转，座座高楼从身旁一晃而过，不少行人惊骇地闪开他们，给他们主动腾路。刚跑进车站，一辆客车便开出了站口，车头的大玻璃上醒目地贴着一块“宜昌——恩施”的牌子。“喂喂，停一下，我们要搭车！”金锁叫喊着，竟不要命地跳到车头前张开双臂。他们要赶的就是这辆车，而且一天仅有一趟，他们的老家就是这辆车要经过的一个叫花桥场的小村庄，大约有五个钟头的路程。那个大胡子客车司机一见矮汉挡道，嘎的一声急刹车，把脑袋伸出窗口破口大骂：“个驴日的，不要命啦，你不想活过年关我还想哩！”
五奎见惹恼了司机，赶紧将金锁扯开，垦请道：“司机同志，请原谅，快让我们上车吧，我们回花桥场。”
“乘客已满，不能上人了。”大胡子一动刹，车子又缓缓滑动起来。
“一定得捎上我们！”金锁又扑上来了，“我们不要座位，就在通道里猫着也成。”
“放屁，”大胡子吼道，“春运期间，超载一个罚五百，懂吗？”
“你反正得捎上我们！”五奎说。
“家里老婆孩子等我等得猴急呢！”金锁哭丧着脸乞求。
“妈个巴子，简直胡搅蛮缠！”大胡子把车子又开动起来。
这时车上有个乘客惊慌地叫道：“不好！车门上还吊着一个人！”原来是青松像个猴子似地挂在车门外，他一边用手拍打着车门，一边高声嚷嚷着：“开门，快把车门打开！”这回大胡子给气疯了，“摔死这个狗日的算了。”他索性加大了油门。青松眼看着扒不住了，便敏捷地往下一跳，还是摔了个扑地啃草，他爬起来，朝着奔驰而去的客车尾巴歇斯底里地骂道：“我日你先人！”
五奎骂：“操他祖宗！”
金锁的脸上布满绝望，急得直跺脚，嘴上咕哝着：“完了，回不了啦。”
三个人狼狈地往站台前的水泥墩上一坐，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沉默无声。一会儿，金锁越想越气不打一头来，他跳起来骂人：“都是个狗娘养的张世仁给害的，我们到他家里去过年！去吃他的，喝他的！”
“哼，吃喝这个黑心肠的，”五奎说，“我怕拉不出来哟。”
“拿轿子抬老子也不得去。”青松说。
张世仁是他们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一个又狡猾又心狠的无赖。他承包了一宗楼房建设工程，不仅把手下招来的雇工当牛当马使唤，还常拖着他们的工钱不给。打工的人当然不得不找他讨帐，可他一哄二骗三赖，耍尽一切流氓手段。眼看都到了腊月二十几，长年在外打工的民工都指望带点钱回家过年，可他列举出种种事由搪塞，结果只给每个人支付一半的工资，剩下的一纸欠条叫他们拿着。不少民工只得唉声叹气地返回老家了。但是金锁偏偏不干，他找到张世仁不依：“老板，那可不成呀，我娃儿一翻年又等着我掏票子上学哩，我非得拿到全部工资才能回家！”
“没有钱给了，”张世仁不耐烦地说：“早点滚回去吧。”
金锁说：“我不滚，等到过年我也要拿到钱！”
“好，那你小子就等着吧！”张世仁调头便走掉。
金锁垂头丧气地回去，把情况跟五奎和青松表了，俩老乡都很同情他，三个老乡中就他有妻小，家里负担着实不轻呢。“混帐！明天我们陪你一起去讨！那个狗日的不给钱的话，就叫他过不上安稳年！”五奎愤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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