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夏成立后，在巴蜀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如产生了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表现人物发髻的螺旋针，表现鲤鱼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大大丰富了蜀绣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文革中，蜀绣同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fu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
动乱期间的蜀绣厂受到外界波及，一些重要的资料被毁坏，很多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在广交会前后才算结束。当年华夏四大绣，粤绣、苏绣、湘绣都参加了广交会，唯独缺了蜀绣。来此访问的米国总统尼克颂还特意向**总理问及蜀绣状况，此后政府领导人开始逐渐重视起来，蜀绣厂等到了新的转机。
20世纪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
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
1982年的华夏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旗袍：华夏服装文化国粹
旗袍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近代服饰设计师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时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在现时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华夏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在浓厚的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在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清代旗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xiong、肩、腰、tún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尽管旗袍改于满族妇女的旗装，但旗袍并不是旗装。旗袍是带有华夏特色、体现西式审美、并采用西式剪裁的时装。旗装是满族的民族服饰。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xiong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huang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盘滚设计。由于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盘滚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唯一设计空间，因而以多盘滚为美。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即镶十八道花边）。清代旗装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古典旗袍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xiong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
旗袍的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设计师与旗袍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经典相对稳定，而时装千变万化。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
旗袍是近代兴起的华夏妇女的传统时装，而并非正式的传统民族服装。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比较高，因而富有一定收藏价值。
近代旗袍这些与西方服饰审美一致的特征，并非偶然产生。在当时，上海这个中西文化杂处的大都市是最具条件的诞生地。现在我们或许已经难以寻找近代旗袍在上海诞生的确凿证据，但我们还是可以断言，海派袍是近代旗袍的典型。如果我们再胆大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现代旗袍，或铗义的旗袍，就是海派旗袍。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旗袍两字所引发的联想或意象，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旗袍。
近代旗袍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腰部更为合体并配上了西式的装袖、旗袍的衣长、袖长大大缩短、腰身也越为合体。
现代旗袍的外观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特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单片衣料，收腰，无袖或短袖等。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
旗袍品种如此繁多，选购时应注意以下两点。要根据自己穿用需要而定。如结婚礼服（旗袍）不仅面料质地上乘而且色彩鲜艳夺目，充满喜庆色彩；迎宾赴宴礼服（旗袍）面料应高级华贵，色彩柔和大方，外观稳重而高雅；便服旗袍可随心所欲，突出个性及体型美，穿着舒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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