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关节骨折不是小伤，保守都需要四个月的修养才能完全康复，即使骨折线完全消失，拆下外固定石膏后，也要进行相对应的理疗和复健，来避免肘关节黏连等后遗症，但胡达才在医院呆了半个月就坚持要办理出院。他没有五险，大多数的医疗费都是治安队给他划账，出院的时候严天没有到场，但派了一辆警车过来，顺路将他们捎回坪乡。
开车来的是小张，他给胡达带来了队里签发的六千块钱，作为群众举报四毛的奖金。为警队供职的线人，领取奖金的标准一般是作案金额的10%，这六千块拿在手里，比实际应该折算的金额要少很多，但胡达理解，他和吴久生在东莞留下的烂摊子已经给严天带去了不小的麻烦，就是现在支取的这笔钱，应该大半都是出于严天的照顾。
过去的胡达是不会在意钱数多少这种事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答应过林建华，需要接手叶浩接下来的治疗，身边还有吴久生，需要他操心未来的生活，让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钱。
人民币这种东西，第一次在胡达的脑回路里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概念，他合计着那六千块的用途，颇有了一种人到中年，初次成家立业后需要照料家庭的紧迫感。
手头的资金不够，他就需要重新把生意开起张来，可偌大的坪乡，他也只有那间不起眼的苍蝇小馆子，况且就连那本来赖以为生的厨师活计，胡达思忖，也许都已经不能再干下去了。
他和吴久生搭着小张警官的顺风车回到坪乡时，已经是一天的末尾，日头带着白昼的余热西沉下去，街道昏昏暗暗的，人们注意到警车，却没留意两个早提前下车步行，从偏道上匆匆忙忙融入街巷的人的身影。
胡达料想到他和青年不能大张旗鼓地回到这里，但直到真的站在久久烧烤的门头前面了，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才分外的清晰强烈起来。
站在他身边的青年直接就傻了眼。
久久烧烤已经完全不是记忆里的样子。胡达领走前在大门落了两道锁，其中一条带铰链的锁头不知道被谁给绞断过，只留下断成两截的残骸。大门因为那点松动被人为地抬上去了一截，在那点空隙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果皮垃圾，门前的水泥地同样一片狼藉，摞在一道又用防雨布盖好的塑料椅子也被拆出来，摔打得七零八落的，为数不多还保留着四条腿的几把椅子弃儿似的被拖到了凉棚之外的水沟里遭污水泡着、日头晒着，早像损坏了百八十年的报废品一样变色变形，不堪使用。更不要说还有人用不知道哪来的大红色喷漆，在卷帘门上喷了一个大大的“拆”字，红艳艳的，喷漆未干时顺着笔画的末尾流淌下来，把画面搞得就像恐怖片，透着一股瘆人的气息。
拆迁是肯定不会拆迁的，胡达知道，像生活街这样密集布局的区块如果要整体重新规划，势必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喷那些大红字在他门上的人无非是想借拆迁的名义赶他走，或者就算赶不走，至少也明明白白地传达给他——
“你在这片儿不受欢迎，继续待着的话，不会有你的好日子过”这条信息。
那并不是他的臆想，就在门边的一堆垃圾里，藏着一个用烟盒硬纸卡写着的留言条，上边抖狠的话比胡达联想到的还要难听和露骨。胡达很准确地接收到了。
他默默将硬纸片藏到背后，拿拳心捏成一团，没叫吴久生看见，假装无事发生那样清咳一声，丢给青年一串钥匙。
“太久没回来了，屋前头是脏点儿了。”他漫不经心地对青年说，像是在谈论一件无甚大不了的小事，“不过我手脚现在这样，也没法开火颠勺，总归是不能做生意了，不如趁这段时间歇业，放个假，也挺好。”
他说得轻松，吴久生听在耳里，却很心酸。他比谁都清楚胡达对这间小店的感情，尽管陈设简陋，食客也大多并不在意，胡达却都会在每晚歇业以后仔仔细细把一楼的店面打扫干净。后厨的小筐子、小蒸笼、不锈钢水盆一类的用具也专门有个架子，分门别类地按照大小叠在一起整齐地码放，胡达的那几把菜刀，更是用了多年，刀柄的木制部分有的都裂开，被他包了一层软布一层油纸拿透明胶带细细地缠了一圈又一圈，还时不时拿出来认真地打磨、保养，依旧锃光发亮，锋利如初。
经营烧烤店是胡达重新回归社会生活后他做过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是他在这个陌生快节奏的世间一处隐蔽私人的避风港，守着久久烧烤的时候，他便无须担心与自己早已看不懂的时代潮流脱节，无须担心人生孤苦、无人陪伴，他原本的打算，不过是守着一方铺头，直至终老。这儿于胡达而言，是家，是归处，任何时候都意义非凡。
吴久生还记得自己曾经因为胡达想带着他离开坪乡另觅出路而生过气，现在想来，胡达在提出离开的时候，内心所割舍不下的实际是数倍于他自己的回忆与眷恋。
他本来还在为麻烦的顺利解决而高兴——
邻市的风波告一段落，用不着逃避谁，自然应该回到熟悉的地方重新开始，吴久生原本是那么设想的，却忽略了此前在厂区流传开的谣言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缺席的这段时间里不断发酵，最终演变成眼前明目张胆不加掩饰的厌恶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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