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些坐在办公桌和会议桌旁边的人心满意足地感叹，菲利克·奥尔洛夫同志不辱使命，无愧于党的栽培，两位奥尔洛夫同志都是这样，父亲和儿子，是共和国的长枪，也有人说共和国的盾牌，坐办公桌的人时常这样逻辑混乱，彼得已经习惯了。
彼得喜欢他的新名字，这是一道壕沟，把他和菲利克隔开来，这样后者就不会沾上一滴血了。“菲利克”可以安全地待在亚森捏沃的集体住宅里，停留在六岁，抱着妈妈的琴谱窝在窗边。彼得后来经常和别人讲的一个谎言是：他本来是要成为钢琴家的。重复了几次之后，他自己也差不多相信这个说法了，尽管他连五线谱都不会读。
巴黎为彼得保留了两个令人不快的“惊喜”。第一个就是维克托·普里亚科夫，中学时代的游泳池恶霸，现在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彼得几乎不认得他，普里亚科夫只比他大两岁，但因为酗酒，看起来就像四十五岁，门牙被香烟里的焦油染黄了，肚子在衬衫下面高高凸起，不剩一点游泳运动员的痕迹。普里亚科夫第一眼就认出了菲利克，多半也猜出了他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但什么都没说，和他握手，欢迎他来巴黎，脸上的笑容勾起了彼得心里某些遗忘已久的恐惧。普里亚科夫的手粘湿冰凉，就像摸了一只蟾蜍，彼得费了很大劲才忍住没当着他的面用衣服擦手。
和彼得不一样的是，普里亚科夫是通过了正式考试的外交官，不是克格勃的人，应该不会和彼得有什么交集。只要他不要酒后胡言乱语，就不会构成特别大的威胁。然而出现在巴黎的第二个“惊喜”就是另一回事了，彼得是在英国大使馆办的茶会上遇到他的。彼得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要假装不认识，对方已经走了过来，一把抱住彼得。他比彼得矮，头顶刚到他的耳朵，比以前瘦了一些，不那么像个土豆了。彼得及时平衡好手上的杯子，免得把果汁打翻在尤哈斯背上。
“老朋友。”彼得不敢喊他尤哈斯，万一对方在用工作名执行卧底任务，这一句话就会让他陷入危险，只好旁敲侧击问一问，“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吗？”
“对，都一样。你呢？”
“工作上有点不同了，你知道人们怎么说我的，‘彼得是个勤奋的小伙子’。”
“你当然是了，亲爱的彼得。”匈牙利人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刚到巴黎？”
“能看出来吗？”
“一头盲熊都能看出来你是从铁幕那边来的，这件难看的衬衫。”
“我可不记得你以前对时尚有什么深刻见解。”
尤哈斯发出响亮的笑声，像海狮叫唤，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抱歉，我很想跟你继续聊，但我现在得走了，有点事。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知道一家很地道的俄式餐厅——是个可以放心聊天的地方，使馆里很多人都去那儿。我把地址写下来给你，好吗？或者你问问其他人，说‘奶奶的厨房’，他们就知道了。星期二？不行？星期四？棒极了，我们星期四中午见。”
按照规矩，和其他外交人员见面需要申请当地联络站站长的批准，要是去见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就不得不发电报回莫斯科等候审批。幸而尤哈斯算是“自己人”，而且巴黎联络站站长认识他，马上就同意了，甚至没让彼得递交书面申请。那家所谓“奶奶的厨房”果然无人不知，而且离使馆不远，走路过去十分钟就到了。小小的店堂里有很多熟面孔，除了使馆雇员，还有几个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彼得和尤哈斯进门的时候，所有桌子都已经坐满了，两人等了快十五分钟，才被忙碌的侍应带到靠窗的一张小方桌旁。
这顿饭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彼得已经忘了他们聊了些什么了，但他能清楚记得看见布兰登走进餐厅那瞬间，那种喉咙发紧和手心冰凉的感觉，在逃跑和战斗之间犹豫不决。布兰登径直向他们这一桌走来，迈着大步，富有信心，简直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彼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难以置信地瞪着尤哈斯，匈牙利人脸上露出一丝愧疚，低头啜饮红菜汤。
“你们不介意我坐这里吧？实在没有位置了，我又赶时间，你好，尤哈斯。”布兰登自己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扯松领带，冲彼得微笑，“哦，你好，这位又是谁呢？尤哈斯，麻烦介绍一下。”
这几句话故意说得很大声，好让邻座都听见。这一切都是拙劣的“表演”，彼得几乎想对着布兰登的脸大笑。尤哈斯用餐巾擦擦嘴，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喝了一半的红菜汤：“这位是我的朋友彼得，他刚到巴黎。彼得，这位是英国大使馆的布兰登。”
他们握了握手。彼得避开布兰登的目光，始终盯着尤哈斯：“在莫斯科，我们和朋友叙旧的时候不会邀请陌生的新朋友过来。这是匈牙利还是法国习俗？”
尤哈斯抬起头，刚想说话，就被布兰登打断了。
“请不要为难可怜的尤哈斯。”英国人轻声说，碰了碰彼得的手背，“这是我的主意。你一直没有理会布蒙夫人，还忽然从马赛消失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担心，只好求助于我们共同的朋友了。也许有他在，你会更愿意和我聊天？能看到熟悉的面孔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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