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六个小时的航程, 以往都在飞机上补觉的陈昭，这次倒像丝毫没察觉到时间流逝。
静坐、沉默，始终清醒，她盯着眼前的小荧屏，耳机里传来的印度电影一贯嘈杂配乐, 她偶尔扯动嘴角笑笑, 末了, 还是撑住下巴，低垂眼帘。
思绪不知飘到何处。
一边是父亲不知生死的病危；
一边是挂在自己身上功用不明的窃听器。
于公于私, 于情于理, 她而今对外界消息一无所知，除了凝重之外，似乎也很难挤出旁的情绪。
倒是隐隐约约, 女人某种强烈的直觉告诉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无论是钟生和自己, 还是宋家、洛家……都应该很难平静无事了。
次日下午, 四点半。
飞机准点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离开机舱的瞬间，一阵热浪扑面而来。
四月初的香港, 有着于记忆中并无二致的闷热晴天，气温早已“先人一步”升高到三十度。
陈昭不得不将自己雪白长袖衬衫卷到手肘，一边走, 一边用随手接过的路边宣传单给自己扇风解热。
好不容易穿过绵密人群, 到机场门口, 她又一副早有准备的机警模样, 冲到大马路边，抢在同行的大妈之前，眼疾手快，拦下一辆刚刚停稳的出租车。
拉开车门，坐到后座。
久久紧绷的神经在空调的冷风吹拂下平静些许，却依旧，来不及喘口气，复又低头。
她对上手机里刚刚发来的、错字连篇的短信，看了好半天，勉强才辨认出具体，报出个地址：“麻烦到柴湾道，东区医院，我有急事。”
司机是个瞧着五十来岁的秃顶大叔，一边听，前视镜里，他视线也在她身上逡巡了好半天，末了，方才吹着口哨，应了句好。
“……”
陈昭冷笑一声，没有再同人搭话的意思，只扭过头去，望向窗外。
双眼所见，从大屿山的寥落人群，到不断交替流转的繁华街景。
曾刻意不去回忆的、过去那六年在香港“流浪”的生涯，就这样不容阻隔地回涌进脑海中。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来香港时，似乎也是这样的光景。
十九岁的女孩，初来乍到，不懂粤语也不懂香港那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从机场离开，只能咬咬牙，搭了部的士，这才按着不久前从钟老爷子那里拿来的父亲住址、一路找去。
在那栋破旧的屋村前，她踌躇止步，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不住对着楼道里反光的防盗门整理着凌乱的头发，直至最后，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你好，请问陈正德在吗？我是他女儿陈昭。”
陈昭重复了数遍，很快，门开了一个狭小的缝隙。
父亲的妻子、她的继母，大抵是一眼就从相似的眉眼里确认了她的身份。
可想象中自己作为“恩人”与“亲女儿”而被礼遇的微笑却并没到来，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胖女人霎时间柳眉倒竖，狠狠摆手，将门甩出的一声震天响。
她呆立在门口。
门被带上时掀起的乱风，将她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散乱鬓发，重新吹成个丧家之犬应有的模样。
这是她和父亲“新家”的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嘴脸却并不陌生。
她甚至很确信，如果自己不是苏慧琴的女儿，在大陆的那个家，对她的态度或许会更恶劣。
可她依旧不甘心。
良久，陈昭一咬牙。
倔强又执拗地，叩门、重重叩门，甚至毫不留情、一脚踢去——
“砰”。
一直从猫眼里打量她的女人应当吓得不轻。
也因此，下一秒，防盗门被“唰”的拉开。
她来不及开口讲话，只见女人如发面馒头般臃肿的脸涨红着，从门缝里挤出只手，狠狠地将她肩膀一推。
她一个趔趄。
而女人迅速缩回手，将门合拢，只留一个传音的缝隙。
蹩脚的普通话，并不妨碍扬高的语调：“怎么，还想讨债啊？你以为你什么人！我们自己都养不活，家里没你的碗，滚！”
门重新被合上。
相似的情景，唯独的不同，是这一次，她听见房门里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和男人“呜呜啊啊”哄着孩子的笑声。
“……”
她不再吵闹，也不再踢门，只贴近门边，在那隔音并不好的门板阻隔之外，听了很久，很久。
听着里头热闹的招呼声，嘈杂的电视声，女孩的哭与笑。
她拥有过又失去的，曾渴望的，原来都给予了另一个孩子。
所以，她只能揣着兜里那仅剩的两百块港币，扭头离开。
那年她才十九岁。
却已经开始明白，贫穷的生活像是压在每一个人肩膀上的秤砣，而善意和情谊是在天平另一侧不值一提的鹅毛。
千里送鹅毛固然情意深重，可那是因为没有被生活高高吊起的比衬。
可她依旧在生活的重压里，渴望过关于“父亲”那个角色，只是被蒙在鼓里，却从没忘记过，小时候，他也曾是她在那个小家里唯一的依靠。
所以，那六年，哪怕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生父、每次都被巧妙地避开，她依旧每隔三四个月就“登门拜访”一次，和女人不厌其烦的争吵一次。
还会用殷红色的喷漆，画出一只，当年为了保住陈正德而与钟老爷子签合约时，曾画下的红色笨猪。
她不要钱，不要回报，但要他陈正德每次看到那只猪的时候，就想起，自己有过一个被抛弃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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