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是轻的
身为父母长辈眼里的乖孩子，我二十到三十岁的十年过得小心谨慎，按照大家的期待努力工作，在一架大机器里奋力运转，匆忙、混沌而且粗糙。“自我”的觉醒始于生孩子，另一个生命的介入迫使我思考活着的意义。三十岁后辞掉工作，带领一个大家庭做忠于内心的事业，创办服装工作室，一点点让自己变得更开阔。今年三十五岁了，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去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待上一段时间——不是定居也不是旅行，暂且称为“旅居”吧。
对我来说，旅居首要的是“离开”，至于最后选择北京也不是非此不可，有点碰巧和随便的意思在里面。当然，我很多有趣的朋友在北京（他们不喜欢这里却离不开这里，我对这一点带着单纯的好奇）。
首先在网上与北京的一个服装工作室定下了在此至少半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这样一来，除去设计部分的工作由我在北京完成，剩下的工作室日常就可以全部交与家人们了。
然后，最重要的，我要安顿好两个孩子——带上她们是所有计划的前提，否则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待多久对我来说都只能叫作“出差”。用一周的时间在北京找到了可以入园的幼儿园（这过程并不容易），幼儿园定下来就开始租房，房子一定要在幼儿园周围步行十分钟且不经过大马路（我希望孩子可以走路上学）。最终租下的房子说起来也很奇妙，房主竟然也是做衣服的，她出租房的衣柜里还有一大堆囤下来准备给孩子做裤子的面料。
花了三天时间整理房子，除了生活必需品，还买来植物和鲜花，搬来一张大长桌，客厅不需要电视机，沙发移到床边晒太阳，旧椅子都缝上布套子——租来的房子也不能将就。我在日记里写：“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我们谁能永远拥有房子呢？就算灵魂也只是在身体里暂住几十年。所谓一期一会，就是这样吧，此地的暂时就是此刻的永远。”
一切就绪，飞回成都接来孩子那天是我生日，我们的旅居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生活真的变轻了，这是空间上的断舍离。离开了习以为常的周遭，深觉我们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多。没有车子，出门主要依靠步行，远一点就选择公共交通。衣柜里的当季衣服只有不到十件，足够换洗。简单的炊具同样能烹煮出可口的食物。喝水喝咖啡永远是一只白色马克杯。一定要看的书才买……
假如没有去工作室，我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晨送孩子上幼儿园，回家写字，午睡，下午读书，孩子放学前在小区附近的公园走路三到五公里，晚饭后陪孩子到入睡，夜晚在电脑上看部电影，网上处理杂事，然后睡前阅读。有时候没有必须完成的工作，就去附近的花市买回一朵朵自己挑选的鲜花，插成想要的样子，再用一整天的时间画下来。周末就是固定的外出时间，带孩子去了北京周边的很多地方，爬野长城，逛植物园，看薰衣草花海，体验自然农耕……相对在成都，我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孩子和自己。
我想重点谈谈走路，通常是下午四点半，公园里很少的人，就这样眼睛看着前方，双脚自然移动，体会脚掌与地面接触的微妙感觉，什么也不想，一步、两步、三步，直到一万步。在这种简单的重复里，时间变得奇妙，每一秒每一个瞬间都像是个提醒，又像是我在自己身上完成的仪式，庄严又神秘。
除去出版社安排的几次采访和读者见面会，出门见朋友的时间少之又少，但每一次都认真对待，做到了很深入的交流，让谈话变成对彼此的滋养。我原先一度以为北京有那么多有趣的朋友，自己会比在成都时更活跃，事实上恰恰不是这样，北京只是提供了一种“随时都能见到有意思的人”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仅仅只是需要这种可以选择的自由，但并不需要随时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每天睡觉前都会思考过去这一天做了什么，训练一颗对生活保持觉察的心，整个人变得单纯和集中，处在这样的心境里，是一种往更广阔的世界延展的自由。就像宁肯在《沉默之门》里的那句话：“一个人如果可以依靠内心生活，就不再需要别的生活。”
两个孩子在北京已经半年，姐姐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和北方植物，妹妹学会说“狗屎”“马桶”“裤衩”之类的“脏话”，她们都品尝到了一种叫“思念远方亲人”的感情。而我呢，读完八本一直想读的书，体重减少两公斤。
几千公里外的工作室一切运转正常。“这世界没了我还真没什么不行”。过去，工作室就是我百分之九十的人生，工作室的合伙人和员工就是我的亲人，我弟弟、妹妹、表妹、弟媳、妹夫、小时候的邻居，就连厨房做饭的阿姨也是我妈妈的妹妹的小姑子……在这里收获了难以诉说的温暖和信任，作为家中老大，有时也感觉到负累和力不从心。而此时，空间上的离开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轻松，一些事情和道路也慢慢变得清楚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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