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片面之词
在当下诗坛，说自己“原创”不需要勇气和想象力；但要说自己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想象力。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言说“反传统”，反而激发了国学的新思路；今天的知识分子高喊“民族性”，我看到的却是“民族性”的消失。
现代性，对诗而言不应是个价值判断词语。李白、杜甫的诗，就诗人亲历的历史语境而言，同样具有“当代性”。由于对过往的历史语境是无法“继承”的，我们今天追求现代性，无非是要解决语言与扩大了的经验之间的矛盾关系，使语言更为有力地在现实经验中扎下根。
诗是本真经验与语言之间彼此发现、彼此纠正的紧张关系的恰当解决。从这点看，我们和古人有相同的见解。追求现代性不应造成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屏障，而应是通道。
近年来，中国先锋诗歌基本是沿着“祛魅”的精神路线运行的。就具体历史语境而言，它有一定道理。“祛魅”背后的真正动力是物质主义时代的平面化历史生活。以往支配诗人的整体话语、宏大抒情，或本质主义、绝对精神书写，有赖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视阈。而当下，这个文化共同体已然解体，它的魅惑力和感召力也就同步消陨了。这虽不必是“应然”之事，却是无法回避的“已然”之事。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都不会对此没有觉察。
当然，你也可以采取“鸵鸟战术”，为自己虚构一个超越性的诗歌乌托邦，继续写你的“纯诗”或“终极关怀诗歌”。但是，这样的写作很可能对时代生存真相一无所触，甚至它也不能真切地对称于你的内心，诗歌在此就变成一种话语遣兴，一种“我比你们高雅”的语言表演了。
但是，问题还不仅于此。在我看来，对共性的超验题材的“祛魅”，不等于对诗歌本身话语魅力的取消。我们完全可以在回避乌托邦写作的前提下，保持诗人个人内在世界的深度。乌托邦符码的瓦解，应带来个人诗歌话语的自由和幽邃感，而不是将诗歌寄生在芜杂散漫的语言平面上，冒充什么“后现代”。
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任何情况下，其天职都是要揭示生存，回应历史，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尤其还要为发现语言幽暗的、纤敏的机枢而效力，使机杼触动，使之发光，使之鸣响。
别忘了，在今天，“祛魅”的诗歌也是文化驯服的组成部分。“庸人引导的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祛魅”。
人们说电视、网络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岂不知它们也代理了我们的感官对世界的鲜活体验。我感到，80年代的诗，再有缺陷，也还有大自然的各种气味，90年代至今的诗，总有一股子电脑壳散热的气味。
诗歌是否开阔常常不是由读者多少决定的，我看到恰好是那些“大众诗”其意蕴极为狭窄、枯燥。
有些诗人的“灵气”“飘逸”是由贫乏而成就的，有些诗人的“含混”“复杂”同样如此。他们是走运的家伙。但是，他们骗不过少数真正的内行。
小说家是将人家的故事说给人家听还向人家要钱的人。诗人是将自己的心灵故事（或“事故”）说给人家听并打算要钱的人。由于自己的故事未必精彩，因此，现在的诗人有意表演自己的生活怪癖，自我戏剧化。
废话诗欲从功利桎梏中解放，却变为废话的打工仔。
科技和市场时代的物品，可进入大脑却很难进入情感，这可能也是诗歌干燥的原因。
艾略特的《小老头》，不能用来构造中国的小老头。
潮流算什么？鲤鱼跳龙门，从来都是逆潮流而上。
有诗人总是指责批评家是“老好人”，你好我好他也好。但我看到，诗人间彼此的评论，更充满曲意承欢乃至肉麻的吹捧。
搞笑的是，在这点上，一流诗人和三流诗人都不怕丢脸，完全一样！
其实，我听到的对诗人最真实、最干脆、最准确的评价，是在我们私下“说别人小话”的聚谈中。
那可能是一部很不相同的诗坛排行榜……你懂的。
我看到，有的诗，意在塑造诗人自我的形象；有的诗，却展示了诗自身的魅力。后者更靠谱。
如果一位诗人四十岁后还在表演个人魅力，这位诗人就已经废了。
读诗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聆听、体验、对话、磋商、周旋、嬉戏……好的读者也是一首诗的“来生”。
偶读废名某日日记，道其“上午读莎士比亚、李商隐，下午读庾信、哈代”。难怪，连他的小说都是“绝句与哈代的融汇”。
说滥了的话：“沉默的大多数。”
别忘了，你个人的内心也有“沉默的大多数”。
诗应该准确地用词，最好同时注意到该词的词典意义和你个人“语义偏移”的双重准确性。如果无力兼顾，就首先考虑词典意义。这样，你能够发挥的范畴就是结构了。它可以使你的诗至少落入中品。中品是不好的，但比蒙事还好一点。
诗应为诗而存在。它应不但有能力回避仿哲学的“深度”，也要有勇气藐视写“日常生活”这个新的权势话语。它是，也应该是语词的探询、欢愉和伤感，并不借助艺术之外的力量，发现那些只能经由诗歌艺术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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